动宾式复合词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错综复杂，在同样的语法结构下，其语义结构呈现出多维性特征，具体表现为表层多维语义结构和深层多维语义结构。表层多维语义结构缘于构词语素的多义性及语义角色的不同，深层多维语义结构则和人类认知框架的复杂性密切相关。语义结构的多维性不仅会对复合词词义产生影响，还会影响现代语文辞书的释义方式。准确分析和把握动宾式复合词语义结构的多维性是正确理解词义的基础，也是现代语文辞书进行规范释义的前提。
红色场馆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教材，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群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抗日军政大学在邢台办学期间形成了独特的抗大精神，其叙事逻辑包括“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的价值内核、“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实践品格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创新思维。抗大精神有助于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强化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和形式。以抗大旧址群为实践教学资源，高校思政课改革需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变革评价方式，让抗大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基于微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应用日益广泛。通过对比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授课结果发现，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科学兴趣、科学态度和科学习惯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在探究精神方面，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生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在课堂参与度方面，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学生主动回答问题的数量更多；而在学习自主性方面，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应加强教师培训，优化教学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从而提升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小学科学课堂的应用效果。
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还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建设面临主体、载体、文化和人才四重困境。浙江“千万工程”的精神文明建设既注重坚持党的领导，也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既注重“硬件”建设，也注重“软件”建设；既注重弘扬乡土文化，也注重发展先进文化；既注重乡村人才引进，也注重乡村人才培育，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加大精神文明建设载体投入力度，弘扬优秀乡土文化以及优化人才队伍建设，营造良好乡风、民风和家风，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
红色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的见证，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生动素材。将红色资源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对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在遵循价值性与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教师可通过依托红色场馆开展情景式教学、借助红色故事开展沉浸式教学、鼓励大学生创作红色文艺作品开展参与式教学、利用红色路线开展体验式教学等策略路径，将红色资源运用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切实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与实效性。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下，外来文化渗透，学校教育在文化塑造和培育方面的不足以及媒体、社会舆论导向的多元性、偏差性与误导性等共同构成影响青少年学生文化自信的主要因素。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深厚的历史内涵，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抵御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涵养家国情怀，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与历史根基。因此，应以教育引导为基础，推动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实践体验为关键，拓展沉浸式育人方式；以网络媒体为载体，优化红色文化育人效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青少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体系。
1940年9月，北平日伪基层行政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为维持基层伪政权的运转，日伪开始向北平民众征收分区费，名义上属于公益性质，实则仅供基层日伪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使用。分区费之征缴遭到北平民众各种形式的抵制，征收过程并不顺利。随着日伪经济形势恶化，日伪财政状况遭受严重影响，日渐入不敷出。为此，日伪提高了分区费征收额度，采取多种方式严格规范征收手续，并强化核算力度，但收效甚微。日伪基层政权经费的缺乏和北平民众的抵抗，影响了日伪基层统治机构的运转，削弱了日伪的基层统治。
弘扬红色文化与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在价值目标、思想内核和实践基础上具有逻辑统一性，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有助于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引领、爱国情感激发和国家认同强化。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网络“泛娱乐化”的侵蚀、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和大学生网络行为自由化的现实挑战。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可从文化引领、文化育人和文化自信三个维度，在网络空间中用好红色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以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内容建设和主体行为自觉，不断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有力推动了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凭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一双向赋能过程中，三地高等教育的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区域协作不足，阻碍了“集聚溢出”效应的形成；高等教育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限制了京津冀协作的广度与深度；行政壁垒突出，亟需有效统筹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紧密，阻碍了产业转型升级。为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政府加强自上而下的整合，建立整体联动发展规划；二是以雄安新区为集中承载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三是凝聚府际合力，通过“四核联动”推进产教融合；四是寻求多元利益契合点，扎实推进高校联盟转型升级，有序推进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却面临多元主体协调难、制度机制碎片化等困境。A镇的“垃圾清洁工作”提供了一个基层环境治理的重要实践案例，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与村民自治的“四元共治”模式，展现出多主体联动、多机制融合以及多目标统筹等特征。宣传动员、道德约束、行政推动与契约规范等机制在治理中协同嵌套，推动资源整合与角色互动的动态发展，形成责任明确、路径清晰、反馈有效的协同治理格局。该实践模式破解了农村环境治理中主体失衡与机制断裂问题，为构建可持续、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及推动生态振兴提供了经验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