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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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八六《何武传》与卷八八《儒林传·林尊》均作:“上党鲍宣。”(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 487、3 604页。)《后汉书》卷二五《卓茂列传》说是:“上党鲍宣。”(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2页。)《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说是:“勃海鲍宣。”(参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 781页。)当是因鲍宣迁徙到上党后,上党着眼于著籍,勃海着眼于祖籍。

2(宋)潘自牧撰《记纂渊海》卷二二《郡县部·燕山府路·燕山府》载:“汉韩婴,郡人。”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0册第496-497页。

3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八《顺天府五·人物》(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4册第169页);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〇《顺天府五·人物》(参见《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6册第1页A面);雍正《畿辅通志》卷七八《儒学·顺天府》(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册第867页);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九四《列传二·汉·顺天府》(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册第135页)。这两种《大清一统志》和两种《畿辅通志》都是以《汉书·儒林传》为主,一方面说明韩婴,燕人,另一方面又把韩婴归为清代顺天府范围内。

1有的注明出自《太平寰宇记》,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陵墓》载:“韩婴冡。《太平寰宇记》在鄚州。”(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4册第302页)。有些是抄录了《太平寰宇记》资料而未注明者。

2本文用影印书或线装书无全书页码者,用3-15A,表示第三卷第15页A面,其他依此类推。

1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七〇《古迹·陵墓六》。(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册第134页。)民国《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陵墓上》载:“韩婴墓”,所在地“任丘废鄚县”,备考说明“韩为燕王太傅。一在宛平”。(参见《河北通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660页。)“燕王太傅”应作“常山王太傅”为是。这里也把宛平有韩婴墓作为一说。

2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六五《古迹·陵墓一·宛平县》。(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册第2页。)康熙《宛平县志》卷一《地理·坟墓》记载最早的坟墓,是唐窦建德墓,而未记载汉韩婴墓。(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册第27页。)

3安志辉主编《新河县志》第十九编《文化》第五章《文物》载:耿纯墓碑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立,位于望腾乡护驾村东北一公里处,碑阳镌文:“大汉勒封东光侯耿纯空墓。”该碑系护驾村耿姓为不混灭祖迹,于明代隆庆元年所立,以示耿纯其人确为本村耿姓先尊。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参见安志辉主编《新河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倪机,雍正《畿辅通志》卷七〇《名宦·定州》作:“倪玑,雁门人,进士。由给事中谪知定州。”(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5册第705页。)乾隆《定州志》卷五《职官》知州载:倪玑,雍门人,正德十五年任(乾隆刊本,第8页B面)。民国《定县志》卷九《文献志.职官篇·职官表》载:正德十五年、十六年雁门倪玑任知州。(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册第502页。)卷十《文献志·职官篇·名宦》载:倪玑,雁门进士。由给事中谪知定州。(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册第516页。)由上述可知“倪机”当作“倪玑”为是。

2如浙江山阴人、道光辛巳举人劳沅恩任直隶定州州同,撰写了《汉中山靖王墓》,刊载于潘衍桐辑录的《两浙8轩续录》卷三〇。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 686册第139页。

3如:(清)钱载撰《萚石斋诗集》卷四一《汉中山靖王墓》(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3册第321页);(清)杜漺撰《湄湖吟》卷三《中山靖王墓》(《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辑第22册第293页);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诗续集》卷五《中山靖王墓》(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册第93页)等。

4除本文所列举的方志外,万历《保定府志》卷四《古迹志》载:“顺王陵,在县西陵山南河,俗传为齐顺王陵。”(明隆庆五年刻万历三十五年增修本,第21页B面。)县,指满城县。康熙《畿辅通志》卷十《古迹·陵墓·保定府》载:“[周]齐顺王陵,在满城县西三里。”(康熙二十二年刊本,第49页B面。)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十《保定府》载:“陵山,在满城县西南三里,形如巨舟,顶有一亩石,上有仙人迹,南面数大冢相传为齐顺王陵,故名。”(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4册第209页。)光绪《保定府志》卷一八《舆地略二·山川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0册第330页)与卷四三《古迹录三·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1册第42页)亦有相似的记载。民国《满城县志略》卷四《建置二·古迹附陵墓》记载:“齐顺帝陵,在县西三里陵山南阿。故老相传为齐顺王之陵。陵山,至元二年敕改灵山。”(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0册第438页。)民国《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陵墓》作:齐顺王墓,战国(第656页)。实际上,在满城县陵山发现的是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而不是所谓虚无缥缈的齐顺帝陵或齐顺王陵。

5参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定县北庄汉墓出土文物简报》,载《文物》1964年第12期。

1详细理由,请参见拙作《赵云故居、故里辨证》中的“坟墓与历史人物的故里”部分,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9页,此处不再赘述。

2(汉)蔡邕著,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卷一《王子乔碑》载:“被绛衣,垂紫缨。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布惊。修祠宇,反几筵,馈饎进,甘香陈。”(参见蔡邕著、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祠宇,亦是祭祀的祠堂类建筑物。

3神祠,既指祭神的祠堂,如(宋)洪适撰《隶释》卷二《殽阬君神祠碑》(参见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也指祭祀人的祠堂,如《隶释》卷五《梁相孔耽神祠碑》(参见洪适《隶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高文著《汉碑集释.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等。

4《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载:“堕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 034页。)不仅皇家设食堂,汉代画像石中也有建立食堂的题记,如《永建五年食堂画像石题记》《微山永和元年食堂画像石题记》《微山恒孨食堂画像石题记》《文叔阳食堂画像石题记》(分别见《汉碑全集》第二册,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31、452、548页)等,食堂、祠堂相通,汉代祠堂是死者灵魂起居、饮食和官府、家人、后人等祭祀的场所,因此,又被称为“食堂”。

5《唐会要》卷一九有《百官家庙》的专项条目,《宋史》卷一〇九《礼十二》有《群臣家庙》的内容,《明会要》卷一〇《礼五》有《群臣家庙》的类目,《明史》卷五二《礼六》有《群臣家庙》的记述,(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八六《群庙考》有《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的记载等。从这些记述中可知,百官、群臣家庙变得原来越重要,规定得越来越具体细致。

1(明)夏言撰《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一一《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74册第528页。)夏言上书,不见于《明实录·世宗肃皇帝实录》的相关部分,而见于(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宗庙考·百官家庙》(《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4册第217页)、(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二《礼六·群臣家庙》(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42-1343页)等书的引用。

2《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宗庙考·百官家庙》。(《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4册第217页。)《明史》卷五二《礼六·群臣家庙》作“从之”。(参见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 343页。)(明)涂山辑《明政统宗》卷二四《世宗肃皇帝》亦作“从之”。(参见《四库禁燬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辑史部第2册第662页。)可证嘉靖皇帝采纳了夏言的建议。

3(明)许重熙撰《宪章外史续编》(又称《嘉靖注略》《嘉靖以来注略》)卷二嘉靖十五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册第44页。)又见(明)雷礼、范守己辑《皇明大政记》(又称《皇明肃皇外史》)卷二三嘉靖十五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册第519页)、(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更定祀典》(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0页)等书的记载。

4除了正史、方志记载韩婴外,韩崇义主编《韩氏历史人物志·秦汉三国》部分收录了韩婴,作“韩婴,西汉经学家,燕人(今北京市)”。参见韩崇义《韩氏历史人物志·秦汉三国》,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六永瑆《韩太傅祠》曰:“下马肃修容,再拜三间祠。”(参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页。)民国《任丘县乡土地理》载:“韩婴祠并其授经台,俱在思贤村南,清行宫之旁,架仅一楹。”(参见《任丘县乡土地理》,载《任丘文史资料》第8辑,2002年,第252-253页。)楹是量词,是房屋的计量单位,屋一列或一间为一楹。无论是“三间祠”,还是“一楹”,都是说韩太傅祠规模不大。

2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五《〈义勇列传〉选·任丘段家坞教案》载:“阳历6月29号,即阴历六月初三日,在沙村即思贤村郊外被拳匪撞见,问明了他是奉教人,就把他领到该村的大寺中把他杀害了。”(参见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四编《政党群团》第三章《重大运动》载:1947年“12月,全县开始贯彻《土地法大纲》。县委首先在三区沙村(思贤村)、一区前长洋村搞了试点。为了掌握土改具体情况,及时指导工作,县委搬到沙村(思贤村)办公”。(参见孙杰主编《任丘市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这两条资料可证,沙村就是思贤村。

3乾隆《任邱县志》刘统《叙》曰:“余自己卯下车后,爬梳剔抉。”(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6页。)乾隆《任邱县志》卷七《官师志·宦绩传·刘统》载:“己卯,服阕,补任丘令,办差一如在雄时,督修思贤村行宫,综核名实,裁减浮冒,吏胥不得缘以为奸。”(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159页。)卷七《官师志·县职表》县令栏载: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刘统,武威人,拔贡。(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149页。)由上述可知刘统当在乾隆二十四(己卯)年为任丘知县,思贤村行宫当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修建。(清)高晋等编《南巡盛典》卷八三《名胜》载:“乾隆壬午岁,仍旧宇修葺为行宫。”(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9册第310页。)乾隆壬午岁,即乾隆二十七年,此书所载时间不可靠。因为清高宗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岁,1762年)正月庚戌,“驻跸思贤村行宫”。(参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五三乾隆二十七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308页。)四月壬辰,“驻跸思贤村行宫”。(参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五九乾隆二十七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382-383页。)乾隆二十七年,清高宗分别于正月、四月驻跸思贤村行宫,证明当时行宫已经修筑完毕,可以居住,如在乾隆二十七年修建,清高宗如何能够驻跸于思贤村行宫呢?

4清高宗九次驻跸思贤村,按照时间先后来排列:一是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庚,二是同年四月壬辰,三是乾隆三十年正月丙寅,四是同年四月辛酉,五是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乙未,六是同年五月辛巳,七是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壬子,八是同年四月壬寅,九是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癸酉。详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的相关记载。

1分别是《驻跸思贤村行馆题句》《思贤村行馆迭旧作韵》《思贤村行馆再迭旧作韵》《思贤村上元后夕迭壬午诗韵》《思贤村行馆三迭旧作韵》《思贤村行馆四迭旧》等六首,详见《御制诗三集》《御制诗四集》《御制诗五集》。

2《任丘文史资料》第8辑马合意提供《任丘县乡土地理》(2002年,第253页)。韩太傅祠,如果是韩姓家族早已经建筑的韩姓家庙,为何族大人多的韩姓无人主动维修,眼看着它倾倒呢?由此可见韩太傅祠是乾隆二十六年县衙门所修建的,所以韩姓不加维修护理。

3参见顾恒敬《韩婴》,载《河北学刊》1984年第4期;又见《思贤村志》第十编《附记》第一章《诗文辑存》,2002年,第488页。

4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六《选举志·乡举·任丘县乡举》载:“韩煖,偃师知县。以上俱嘉靖壬午科。”(参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册第22页A面。)光绪《畿辅通志》卷三八《选举表六》载:嘉靖元年壬午科,“韩煖,任丘人,山西大同府同知”。(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册第460页。)由上述资料可知韩煖是明嘉靖壬午科举人。

5马合意编著《任丘金石文徵》卷三《明故奉政大夫山西大同府同知东谷韩君墓志铭》载:“君讳煖,字子春,东谷其别号也,世为任丘望族。”(参见马合意编著《任丘金石文徵》,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2012年版,第150页。)与《思贤村志》记载相同。韩煖墓志铭又载:“明年甲辰四月初二日,其子圭等预卜葬于城西白涾村南原祖茔之次。”乾隆《任邱县志》卷九《人物志上·政事》所载韩煖生平履历:“韩煖,字子春,嘉靖壬午举人。初任济源教谕,升国学学正,改之安邑县,调偃师县,升大同府同知,所在有政声。墓在白塔村。”(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册第218页。)与韩煖墓志铭记载相同。韩煖墓志铭所记载的明嘉靖甲辰年时(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白涾村,即乾隆《任邱县志》的白塔村,亦是今任丘市西环路街道办事处的白塔村,由此可知韩煖同族小北关韩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由旧总铺迁居任丘西白塔”,“从八世祖邦秀坟拔出,迁居思贤村。根派二门”是基本可靠的。

1《思贤村志·大事记》(第7页)。《河北政区聚落地名由来大典·沧州市·任丘市》载:西环路街道办事处“[思贤村]建村于明朝初年”(第2285页)。两者说法不同,但不说西汉建村则是相同的。

2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十七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载:“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涿郡鄚(今任丘市)人。”(参见孙杰主编《任丘市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8页。)说到了任丘市,而没有具体为思贤村人。

3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人物志》卷一一《儒林》,根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资料,撰写了韩婴传,收录入书中。参见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人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1册第277-278页。

1史丽荣主编《涿州志》第三十六篇《人物·人物传》与《人物录·历代名人录》记述历史人物都是从东汉卢植开始,而没有记述西汉常山太傅韩婴。(参见史丽荣主编《涿州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748页。)《河北地名文化志:千年古县·涿州市》的历代人物部分,亦如此记载。(参见程鸿飞《河北地名文化志:千年古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39页。)王金富、张书领主编《大兴县志》第三十一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从晋代范阳方城人张华(其故里张华村现属大兴县)开始,也没有再记述西汉的韩婴。(参见王金富、张书领主编《大兴县志》,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页。)

2宛平县,1952年撤销其建置,现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等的全部或大部区域曾为原宛平县辖。现代的《北京市西城区志》第三十五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事略》从元代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阿尼哥起记述。(参见《北京市西城区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页。)《北京市宣武区志》第二十九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第一个是战国的乐毅,第二个是北魏平恒。(参见《北京市宣武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753页。)《北京市丰台区志》第二十五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从辽代名僧行均开始记述。(参见《北京市丰台区志》,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713页。)《北京市海淀区志》第三十四编第一章《人物传》从金代王郁开始记述。(参见《北京市海淀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页。)《北京市石景山区志》第三十二编第一章《人物事略》第一个是燕昭王,第二个是三国时代的刘靖(?-254年),也没有记述韩婴。(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56页。)《北京市门头沟区志》第二十一编第一章《人物传》从唐代华严和尚开始记述。(参见《北京市门头沟区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695页。)从这现代六部北京市区志来看,作为宛平县的继承者都没有再把常山太傅韩婴作为本辖区的历史人物。

3北京市的市区,除上述各区外,尚有东城区、崇文区、朝阳区等。《北京市东城区志》第三十二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事略》记述的第一个人物是南宋的文天祥,“在柴市(今交道口一带)慷慨就义。明朝时,在兵马司狱故址建文丞相祠,以资纪念”。(参见《北京市东城区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63页。)《北京市崇文区志》第二十七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事略》记述的第一位人物是明代的杨慎,第二位是明代的袁崇焕。(参见《北京市崇文区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869页。)《北京市朝阳区志》第三十四编《人物》第一章《传略》记述的第一位是蒯通,因为“死后葬于今南磨房乡南八里庄”;第二位是东汉的吴汉;第三位是元初的张弘纲。(参见《北京市朝阳区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762页。)这三个区都没有记述常山太傅韩婴为本区古代历史人物。

4范瑾等主编《当代的中国北京·绪论》载:“汉文帝时,燕人韩婴是传《诗》的三大名家之一,所著《韩诗外传》,至今流传于世。”(参见范瑾等主编《当代的中国北京·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曹子西、王彩梅、于德源撰著《北京通史》第一卷第七章《西汉时期的燕地蓟城》载:“燕诗即以燕人韩婴为代表。燕人韩婴。”(参见曹子西、王彩梅、于德源撰著《北京通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曹子西主编《北京史志文化备要》十二《人物纪略》作:“韩婴,燕人。”(参见曹子西主编《北京史志文化备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51页。)曹子西主编《北京历史人物传·秦汉时期》载:“韩婴,燕人。”(参见曹子西主编《北京历史人物传·秦汉时期》,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上述说法,都是依据司马迁、班固的记述来撰写,没有把韩婴具体为北京某县某区人。

5孟繁清、秦进才主编《河北省志·人物志·秦汉》根据《史记》《汉书》记载,以“燕(都今北京西南)人”收录的。(参见孟繁清、秦进才主编《河北省志·人物志·秦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河北历史名人传·古代卷上》亦如此记载。(参见《河北历史名人传·古代卷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吕苏生著《河北通史·秦汉卷》载:“韩婴,燕人。”(参见吕苏生著《河北通史·秦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王长华主编《河北文学通史》第一卷第二编《秦汉河北文学》亦作:“韩婴,燕人。”(参见王长华主编《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上述说法,都是以韩婴是燕人立说,而没有具体为河北某县市乡村人。

6《张之洞全集》卷二八一《纂修〈顺天府志〉略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 091页。)《光绪顺天府志》作:“修书略例。”《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〇《序志》作:“修书略例。”(参见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 862页。)

7《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张骞“冢在汉中”。(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 944页。)此处的汉中指的是汉中郡。《汉书》卷六一《张骞传》载:“张骞,汉中人也。”颜师古注曰:“陈寿《益部耆旧传》云:骞,汉中成固人也。”(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 687页。)《南史》卷四一《齐宗室传·南丰伯赤斧》载:“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萧]敩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唯有银镂铜镜方尺。”(参见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 050页。)南朝梁州辖境常变,治所屡迁,张骞故里城固县在其辖区内,所云张骞坟当为可靠。(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附录《新定九域志》卷二《德州》载:有“张骞墓”。(参见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7页。)(元)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卷五《丘垅》载:“张骞墓,平原县东北。骞尝穷河源,平原河所经,因附会耳。”(参见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3页。)此说言之有理。嘉靖《雍大记》卷一三《攷迹》、嘉靖《陕西通志》卷一三《土地八·古迹下》、康熙《陕西通志》卷二八《陵墓·城固县》、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一《陵墓二·城固县》均记载:张骞墓,在城固县西二十三里。康熙《城固县志》卷二《陵墓》、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六《古迹邱墓·城固县》、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汉中府·城固县》均记载:博望侯张骞墓,县西八里。明清陕西通志、府县志所记载的张骞墓方位一致,距离不同。1938年西北联大对张骞墓(位于今陕西城固县城西七里的饶家营村,地理坐标为N33°09′31.5″,E107°17′27.8″)及墓前石兽的调查发掘,出土的汉代石兽、似封泥印字纹陶片、五铢钱等文物,证实了张骞墓的真实性,了解了张骞墓的墓葬形制。(参见卜琳、白海峰、田旭东、梁文婷《张骞墓考古记述》,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2期;陈显远《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始末》,载《文博》1998年第4期。)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可靠与后来方志记载的正误。

1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中输入“燕人韩婴”,正文中检索到26个匹配,注释中检索到6个匹配;输入“韩婴燕人”,正文中检索到19个匹配,注释中检索到10个匹配。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输入“燕人韩婴”,检索到记录55条;输入“韩婴燕人”,检索到记录49条。在读秀学术检索中输入“燕人韩婴”,显示相关条目有1 416条;输入“韩婴燕人”,显示相关条目49条。三种检索工具检索到1 630条。固然其中难免有重复,但也可见人们对于韩婴燕人的认同。

2在《爱如生数据库》的中国方志库中输入“燕人韩婴”,检索到7条记录,输入“韩婴燕人”检索到4条。在《爱如生数据库》的中国方志库二中输入“燕人韩婴”,检索到6条记录,输入“韩婴燕人”检索到1条。共计有18条。数量不太多,这主要是地方志主要记述本地历史文化为主而然,也有很多方志尚未收录的缘故。

3如明清《河间府志》记述了韩婴生平和坟墓,《任邱县志》《任丘市志》也有记述,而认同者有: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第七五卷《黄帝陵志》载:“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涿郡莫(今河北任丘)人。”(参见何炳武、刘宝才主编《陕西省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曹明周、赵辉远总编《黄陵文典.历史文献卷》载:“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涿郡莫(今河北任丘)人。”(参见曹明周、赵辉远总编《黄陵文典·历史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认同者有限,而有些关于韩婴籍贯的说法,则未被其他地方的学人所认同,所引用。

4用名人形象,为当地增光添彩,不是中国的专利;名人故里之争,不仅古今有之,而且中外同风,解决起来都非易事。17世纪初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以撰写《堂吉诃德》而闻名于世,先后有十几个地方声称是塞万提斯的故乡,有:阿尔卡萨尔·德·圣胡安、孔苏埃格拉、塞维利亚、露塞纳、马德里德霍斯、埃伦西亚、马德里、托莱多、埃纳雷斯堡等。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有的收集了假证,有的翻遍了档案,更多的人在黄金国里迷了路”。在塞万提斯去世120多年后,1743年在一个教堂里找到了塞万提斯的受洗记录,才最终确定塞万提斯的出生地是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参见安德烈斯·特拉彼略著《塞万提斯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16世纪出生的塞万提斯出生地寻找了100多年有了结果,那么出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韩婴籍贯的确定,其难度更大、需要时间更长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