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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前期屡次发生天子离京逐粮,就食洛阳的事件。这是因为隋唐时期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灾害频发,幅员逼仄的渭河谷地无以供养京师庞大的人口。而洛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便于汇集中原与江南地区的物资,从而成为天子逐粮的理想所在。安史之乱后,北方衰落,经济重心南移,运河成为中央朝廷的经济命脉,政治中心随之东迁,天子逐粮洛阳成为历史。
Abstract: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emperor leaves the capital for grain in Luoyang. This is becaus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Guanzhong area change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disasters frequently occur. The narrow Weihe Valley is unable to support the huge population of the capital. However, Luoyang has an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which facilitates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Jiangnan region, making it an ideal place for the emperor to chase grain.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the north declines the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moves south, the canal become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central court, and the political center moves east with it, and the emperor's chasing for grain in Luoyang becomes history.
[1]刘锡涛.关中经济与古都西安[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67-70.
[2]王仲犖.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官德祥.隋文帝与开皇十四年旱灾[J].中国农史,2016,(1):69-84.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郭绍林.洛阳与隋唐政治[J].洛阳大学学报,1996,(1):43-49.
[10]王钦若.宋本册府元龟[M].影印残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张龙.论唐前期两京联动的应灾机制[J].唐史论丛(第22辑),2016,(1):77-93.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杜海斌.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6]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7]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18]张小明,樊志民.生态视野下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J].中国农史,2007,(3):29-36.
[19]史念海.河山集(二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20]王明德.论中国都城的东渐[J].殷都学刊,2007,(3):24-31.
[21]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3]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4]董诰.全唐文[M].影印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王仲荦在其《隋唐五代史》一书中曾提及此事。
(2)关于长孙平的官职《隋书》本传与《食货志》记载有异,本传作“度支尚书”,而《食货志》书“工部尚书”。
(3)参见杜佑《通典》卷12《食货·轻重》:“至(开皇)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十六年,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纳谷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1)对于唐初帝王幸洛,张龙《论唐前期两京联动的应灾机制》一文进行了详细探讨,张文认为,高宗有三次幸洛是因为关中饥荒。本文对高宗至于玄宗幸洛的史实梳理,对张文多有所参考。
(2)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3)参见刘昫《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记载:武德九年八月“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馀人”;贞观二年九月丁未“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
(4)当年六月辛亥改元调露元年。参见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5)杜海斌亦认为玄宗开元五年幸洛,是因为关中粮食歉收,但是并未展开探讨。
(1)前引刘锡涛的文章,故将开皇四年幸洛逐粮事漏略。
(2)参见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典四·古雍州下》“风俗条”:“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馀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馀,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
(3)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二年(开皇四年)五月,“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
(1)关于经济重心南移学术界研究成果丰硕,尤以程民生与郑学檬两先生的著作系统、精审。参见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
(2)此外,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亦指出:“天宝以后,关中的粮食主要还靠关东各地来接济,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江下游。那里实际成为唐朝政府的经济命脉。……后来乱事虽然平定,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却为藩镇所割据,因此唐朝政府对于长江下游更为重视。”(《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由此亦可见隋唐前期天子逐粮并非因为经济重心的难移。
(3)藩镇并非皆反叛割据。对于藩镇问题,张国刚先生曾进行了全面而精辟的研究,提出“藩镇格局”的概念。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西安有“十三朝古都”之称,也有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朝等各种说法,但大多以唐朝为最后定都之朝代。
(2)隋唐以后,东北系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部族取代西北系的匈奴、突厥等部族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则是国家政治中心东迁同时又不得不留在北方而无法与南方的经济重心重合的一大因素。
基本信息:
DOI:10.13573/j.cnki.sjzxyxb.2021.04.019
中图分类号:K241;K242;F326.11
引用信息:
[1]李昱.隋唐“逐粮天子”史释[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23(04):113-117.DOI:10.13573/j.cnki.sjzxyxb.2021.04.019.
202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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