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孙星衍,周天游.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M].刘恒武,孔立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13.

[5]方回.续古今考[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作:“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9页。)王子今指出,这可以看出“玺书”传达到昌邑后刘贺反应的紧迫。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

(2)关于刘贺车驾速度的推算,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

(3)参见王振铎遗著,李强整理、补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8页;郭宝钧《殷周车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30页;罗小华《战国简册所见车马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25-245页;练春海《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255页。

(4)参见廖伯源《制度与政治---政治制度与西汉后期之政局变化》,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6页;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

(1)《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1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520页。

(2)《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39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页。

(3)《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2014年修订本,第526页。“乘六乘传诣长安”,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作“乘传诣长安”(第414页)。2014年修订本校勘记说:“‘六乘’二字原无,据东北本补。按:本书卷九《吕太后本纪》、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九《爰盎传》皆云代王‘乘六乘传’。”王叔岷《史记斠证》卷一〇:“案古钞本乘上有‘乘六’二字,《汉书》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1页。)

(4)《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831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426页。

(5)《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830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425页。

(6)《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 184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869页。

(7)《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3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535-536页。

(1)《汉书》卷一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360页;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版,彩色图版见上册第191页,红外线图版见中册第191页,释文见下册第100页。此条律文的复原参见曾磊《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厩律〉遗文》,待刊。

(2)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46页。“当舍传舍”,张俊民释文作“当居传舍”,疑误。

(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此简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简文格式据原简照录。

(4)《汉书·武帝纪》:“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颜师古注:“《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页。)《汉旧仪》中出现了“为驾四封乘传”的说法。从《厩律》原文看,乘传应当“参封之”,只有有“期会”时才“累封两端,端各两封”,这本就属于特例,说明乘传还是应以三封为常置。若用四封乘传,当会在传信中另外注明使用传车的数量。刺史以秋分行部用“四封乘传”可能是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后另设的新规定。《后汉书·贾琮传》说贾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112页。)类似记载又见《续汉书·舆服志上》“皁盖车条”刘昭注补:“旧典,传车骖驾,乘赤帷裳”(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648页);《三国志·蜀书·刘焉传》说刘焉“领益州牧”,裴松之注引《续汉书》:“旧典:传车参驾,施赤为帷裳。”(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6页。)说明刺史所乘传车规格和等级可能有详细规定,“传车骖驾”的形式也与“四封乘传”不同,可见其制度又有所变化。

(1)《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40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3 318页。。

(2)相关记载详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又参见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载《南都学坛》2018年1期;刘新然《汉文帝登基与朝廷政局变动---围绕二代危机展开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张敞在向宣帝报告废帝刘贺的精神状态时,称他“清狂不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 769页。)直言刘贺不通人事。张敞还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 767-2 768页。)枭是不祥的恶鸟,枭鸟聚集之地,常有灾祸发生。(参见曾磊《贾谊居舍的猫头鹰---关于“野鸟入处”的文化解读》,待刊。)张敞言“昌邑多枭”的目的,其实是以恶鸟警示刘贺,促其反省。然而刘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顺着张敞之语谈起自己关于枭鸟的见闻。班固记录此事应该也是对刘贺“清狂不惠”的认同。

(4)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彩色图版见上册第74页,红外线图版见中册第74页,释文见下册第35页。

(5)韩兆琦《史记笺证》:“宋昌之与张武等所不同的,仅在于他是和文帝同乘一辆,为文帝‘参乘’而已。此处似应作‘宋昌参乘,与张武等乘六乘传诣长安’。”(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当是。

(6)该句裴骃《集解》引臣瓒曰:“大臣共诛诸吕,祸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测也。”(《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 739页;又见2014年修订本,第3 317页。)同句《汉书》颜师古注引郑氏曰:“大臣乱,乘传而赴之,故曰不测渊。”(《汉书》卷四九《爰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 270页。)《史记会注考证》卷九《吕太后本纪》引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所云‘六乘’者,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81页。)按,从《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的记载来看,文帝赴长安时的举动十分谨慎,对朝廷戒心很重。他即位后与功臣集团也进行了持久的权力争夺。“文帝料汉事已定”之说恐不确。

(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刘贺即位后,令“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2 940页。)可见大多数昌邑国侍从是刘贺即位后方才召至长安的。此亦可旁证刘贺至长安时,随行人员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