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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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认为在今柏乡县北,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冀州刺史部》将“千秋亭五成陌”明确标注在:东汉常山国高邑县南,今河北柏乡县北、高邑县东南(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页),被众多专著、辞书认同、引用。有些学者认为刘秀登基地鄗城在高邑县,如王伯祥选注《史记选·淮阴侯列传》注“鄗下”曰:“鄗下,鄗城之下。鄗,今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诸如此类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1)范晔撰《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作: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光武从蓟还,过范阳,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诸将复上奏”上尊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页。)袁宏撰《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三载:更始三年(25年)五月,“萧王自渔阳过范阳,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群臣上尊号”。(《两汉纪》下册,第39页。)笔者取《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的记载,系于更始三年四月,列出《后汉纪》所记载的五月待考。

(2)《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载:“光武平定河北,还至中山,将军万脩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群臣上尊号,光武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0页。)《后汉书》卷一八《吴汉列传》载:“及河北平,(吴)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8页。)《宋书》与《后汉书》分别记载“光武平定河北”“及河北平”,当属于同一时期。“赤伏符”与“图书”当是相同的符命类的东西。《宋书》与《后汉书》记载又有所不同,如到中山群臣劝进,《后汉纪》《后汉书》记有其事,但不言万脩。《后汉书·万脩列传》不言此事。万脩在中山所上《赤伏符》,与彊华从长安带来的《赤伏符》,两者相同互相印证,可见《赤伏符》流传范围很广。

(3)司马彪撰《续汉书》志七《祭祀志上》(《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166页)。《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载:“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第2页)强调刘秀“年二十八”,与《赤伏符》“四七之际火为主”相呼应。

(4)《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页)。刘秀很重视《赤伏符》的作用,不仅在即位告天祝文中引用,而且在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封禅泰山刻石中引用为:“《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祭火为主’。”(《续汉书》志七《祭祀志上》,《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 165页。)可见《赤伏符》在刘秀即位、封禅中的作用。

(5)《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页)。范晔曰:“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李贤注曰:“灵庆,谓符谶也。”(《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88页。)由此可见,谶纬符命在汉光武帝即位事所起作用之大。

(6)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中华书局2008年,第7页)。《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作:“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页。)《东观汉记校注》作“设坛”,《后汉书》作“设坛场”,两书记载基本相同。

(7)班固撰《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 576页)。王念孙认为:“后汉所改郡县,皆《班志》所不载。‘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盖应劭注语也,且当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则前后倒置,又脱‘应劭曰’三字矣。”(《读书杂志·汉书》卷六《世祖即位更名高邑·明帝改曰汉阳》,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王念孙之说自有道理,但宋景祐本《汉书》(《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汉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01页。)与中华书局本同,且《汉书》本身十二次称刘秀为“世祖”,其中四次说到“世祖即位”,两次说到“世祖受命”;《汉书》应劭注释中四次用到“世祖”,其中对于地名三次用“世祖更名”,而不用“世祖即位”;再则事有例外,故暂且仍把这句话作为班固原注来看。

(1)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一《两都赋·东都赋》李善注“立号高邑”曰:“《东观汉记》曰:诸将请上尊号皇帝。于是乃命有司设坛场于鄗之阳千秋亭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鄗为高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用汉光武帝即位处“鄗之阳千秋亭五成陌”来解释“立号高邑”,可知两者含义相通。

(2)蔡邕《蔡邕集编年校注.光武济阳宫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4页)。建武元年六月戊戌朔,无“乙未”日,当以“己未”为是。

(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载:“己亥,幸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页。)从前有七月辛未,后有八月壬子来看,此处当为七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等均载建武元年七月丁卯朔,无己亥日,在七月壬午以后,当为丁亥,或己丑,此处暂定为己丑日,以待大家教正。

(4)从汉代常山郡鄗县到河内郡怀县,距离大约在500里左右。就按建武元年七月己丑日,刘秀到达怀县,从即位的六月己未(二十二日),到七月己丑(二十三日),时间是31天。五百里,在汉代交通条件下,刘秀不可能当天就到达,因此说自即位至离开,刘秀在鄗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5)参见严耕望撰《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305页。就现有文献来看,收集的很全面。但160余年,26位刺史,平均每人任期6年多,似乎任期有些长,可能还有遗漏。

(6)魏收撰《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载:“冀州。后汉治高邑,袁绍、曹操为冀州,治邺,魏晋治信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464页。)具体时间当与韩馥让冀州牧有关。中平六年(189年)十一月,韩馥出为冀州牧(亦称冀州刺史),治所尚在高邑。初平二年(191年)七月,韩馥“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后汉书》卷七四《袁绍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 378页。)《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列传》载:皇甫“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第2 304页)据此可知,有赵忠舍宅在邺城,韩馥“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也应当在邺城,韩馥当是冀州刺史治所在高邑时的最后一个刺史,也是冀州刺史治所迁到邺城的第一个刺史,时间当在初平元年、二年之间。

(1)《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5页。《宋书》卷一六《礼三》载: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邑祠即位坛。此虽前代已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据也”。(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0页。)当是体现一种对于祖先即位处的尊敬。

(2)《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471页)。《魏书》成书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

(3)以上鄗城遗址数据,来源于鄗城遗址考古队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磊在2016年4月23日举行的第四届汉光武帝柏乡登基暨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隆庆《赵州志》卷一《地里·古迹》载:“古鄗城,在柏乡县治正北二十余里。本春秋晋鄗邑,汉光武即位于鄗南即此,因改县为高邑,为冀州刺史治所。后北齐移县治于房子城东北界,此城遂废。今遗址尚存周围约十余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17页B面。)根据考古勘探鄗城遗址东西、南北各1 600米计算,周长为12.8里,与明代隆庆《赵州志》所言的“遗址尚存周围约十余里”相吻合。

(1)以上千秋亭遗址数据,来源于鄗城遗址考古队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磊在2016年4月23日举行的第四届汉光武帝柏乡登基暨东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1987年8月27日柏乡县立的千秋亭遗址碑,碑阴载:“千秋亭遗址,是一九八五年由柏乡县文物保护所在调查中发现。该遗址位于柏乡县城北十五里处的十五里铺村(当地人称光武庙村)村西,古鄗城(固城店)南八华里处。遗址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宽约三百米,总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柏乡县文物保护所勘探的数据,与鄗城遗址考古队勘探的数据基本接近,又有所不同,但地理位置是一致的,鄗城遗址考古队勘探的数据后来居上,更准确些。本文采用鄗城遗址考古队的数据为主,柏乡县文物保护所勘探的数据为辅。

(2)《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河北道二·赵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2页)。范成大撰《范成大笔记六种·揽辔录》载:“自柏乡行,十三里有光武庙,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记》卷一光绪辛卯(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载:“二十里柏乡县。十四里千秋。六里古鄗城。”(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千秋即千秋亭。柏乡县城、千秋亭、古鄗城之间距离,古今基本相近。所记述的具体里数不同,当是资料来源、各时代单位长短不同所致。

(3)张自烈《正字通》卷十《邑部》“鄗”曰:“后汉光武即位于此,改名高邑,今为赵州高邑县。”(《续修四库全书》,第235册第602页。)沿袭了前人说法,而未根据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1)《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李贤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页)。此处注释与后面的注释相矛盾。清人王先谦针对此条注释,曰:“在今赵州柏乡县北,新志二十一里,故城市。”(《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4页。)作了校证。

(2)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二十五《周德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页)。民国《柏乡县志》卷十《史事》认为:“柏乡县至鄗城仅二十里,《五代史》作‘横尸数十里’,今改为‘十数里’,纪实也。”(《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7册第529页。)所说有道理。

(3)《新五代史》卷二八《张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2页)。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宪传》载:“初,庄宗行即位之礼,卜鞠场吉,因筑坛于其间,至是诏毁之。宪奏曰:‘即位坛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风燥雨濡之外,不可辄毁,亦不可修。魏繁阳之坛,汉汜水之坛,到今犹有兆象。存而不毁,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宫西。数日,未成。会宪以公事获谴,阁门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宫之庭,碍事者毕去,竟毁即位坛。宪私谓郭崇韬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12页。)两书记载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所说有汉鄗南坛与汉汜水之坛的不同,本文取汉鄗南坛为主,列汉汜水之坛待考。

(4)《旧五代史》卷二七《唐书三·庄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2页)。《册府元龟》卷三四《帝王部·崇祭祀》载唐庄宗《祃牙文》曰:“南望柏人,昔汉祖擒奸之地;北临鄗邑,有萧王告类之亭。一则成创业之功,一则纂中兴之绪。”祈求“假二帝之威灵,救万邦之涂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4页。)告类,指祭告上天之礼,特指为皇帝即位或立皇太子等特殊重大事件而举行的非常之祭。唐庄宗把千秋亭称为“萧王告类之亭”,即指千秋亭为萧王的刘秀祭告上天即位之处,虔诚祭祀,以祈求汉高祖、汉光武帝威灵的护佑。

(1)吴伟业著《吴梅村全集》卷一五《读鄗城魏石生怀古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魏裔鲁《光武祠诗》亦言:“父老至今能指点,萧王陌上说荒台。”亦将五成陌称为“萧王陌”因刘秀曾被更始帝封为萧王而言。

(2)沈涛《瑟榭丛谈》卷下记载:“今柏乡光武庙,古千秋亭遗址,庙有二石人半身,俗传光武斩石人处。”(《清人考订笔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2页。)认为柏乡光武庙位处古千秋亭遗址,并记述了宋元以来关于石人和传说的情况。

(1)参见拙作《戚继光籍贯新探》,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嘉靖〈河间府志〉编纂者樊深生平与籍贯考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参见拙作《常山太傅韩婴籍贯初探》,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参见拙作《赵云故里、故居辨证》,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2015年第1期。

(1)《清史稿》卷三二〇《纪昀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 770页)。又见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清秘述闻》卷一六《同考官类四》载:“编修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8页。)两种记载可说明纪昀是直隶献县人。

(2)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七《河北道二·赵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1-492页)。《太平寰宇记》卷六〇《河北道九·赵州》作:“隋开皇十六年,于汉鄗县城南十八里置柏乡县,遥取汉柏乡之名。”把《元和郡县图志》的“古柏乡县以为名”改为“汉柏乡之名”,更为确切。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哀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 628页)。作为鄗邑创建时间无疑当在此年之前,具体时间因缺少资料不便推测,姑且从此年算起。

(1)1958年12月,撤销柏乡县并入内丘县。1960年5月,内丘县隶属于邯郸市。1961年5月,内丘县隶属于邢台专区。《辞源》(修订本)载:“[千秋亭]地名。在河北内丘县北(旧柏乡县)。”(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9页。)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载:“[千秋亭]亭名。在河北省内丘县(旧柏乡县)。”(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841页。)这两部辞书对千秋亭的解释,从其出版年代与行政区划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不准确的。当是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柏乡县并入丘县时的资料来编写的,也是有所根据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种说法被现代人所引用,如成镜深主编《船山诗草全注》卷四《鄗城吊古》注释曰:“鄗城:旧时河北柏乡县,今内丘县。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即位于城千秋亭。”(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60页。)引用了权威辞书的说法,而没有考虑到行政建置的变迁。

(2)1961年5月,析内丘县复置隆尧县,原柏乡县境转为隆尧县辖区,隶属于邢台专区。1962年1月,析隆尧县复置柏乡县,仍然隶属于邢台专区。

(3)一个地名在多处存在,从先秦至今均有。作为县级地名,钱大昕著《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汉地理志县名相同》梳理出:“曲阳三见,一属九江,一属东海,一属交趾,作曲昜。师古曰:‘古阳字。’建成三见,一属勃海,一属沛,侯国。一属豫章。”“安定三见,一属巨鹿,侯国。一属安定,一属交趾。”三见的县名3个,二见的县名有52个。(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22页。)根据新出土的简牍,还可以有所补充,笔者认为至少可以补充9个二见的西汉县名。

(4)隆庆《赵州志》卷二《建置》载:“鄗城驿,在州治西,永乐间建,取古鄗邑之名。前后堂宇俱宏邃坚壮。中、左有马神庙,右为驿丞宅及铺陈库。隆庆元年,又于大门内增建养马房各二十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7页。)如果因为鄗城驿在赵州城内,就认为刘秀即位地又在赵州城内,恐怕无人相信。

(5)千秋亭,其名称后世应用在多方面。有作亭名者,吴礽骧、李永良等释校《敦煌汉简释文》载:“千秋亭诸缶百卅五具,廿九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张德芳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作:“千秋亭亡虫矢百卅十五,其廿九破伤。”(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94、274、530页。)两书同一支简,释文有所不同,但“千秋亭”三字则是相同的。徐松辑《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载:洛阳二十四都亭中有千秋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2页。)有作地名者,渑池县“千秋亭,在县东二十里,潘岳丧子之处”。(《太平寰宇记》卷五《河南道五·西京三》,第71页。)有作封爵名者,曹操表封董昭为千秋亭侯。(《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董昭传》,第439页。)有作建筑名者,此类甚多,有东汉会稽千秋亭,有北京故宫千秋亭,有安徽天长市千秋亭等。这些千秋亭多数与鄗南千秋亭无关。

(6)《正德赵州志》卷七《柏乡县志·古迹》载:“古鄗城,在县北二十二里。春秋晋鄗邑,汉光武改为高邑,为冀州治,北齐移县治于高邑,俗呼为王郎子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册第434页。)可见明朝正德年间古鄗城曾称为王郎子城。

(7)陆深撰《圣驾南巡日录》载:嘉靖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帝南巡,过高邑,“又南过王莽城,午抵柏乡寓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史部第46册第609页。)隆庆《赵州志》卷一《地里志.沿革》载:“高邑即鄗邑地。按:古鄗城,在于柏乡县北二十里,即俗呼王莽城者,或曰为王郎所据,或曰为新莽二年所筑,未详其故。”(《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页。)华学润撰《辛丑日记》辛丑年五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载:从赵州南行,“三十三里至王莽城,古鄗城地也”。(《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册第517页。)可知明嘉靖年间到清光绪年间,古鄗城被称为王莽城。

(1)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褚宦撰写的《灵石赋》载:“柏乡治北十五里铺亭之侧有石焉,粗肖人形,截然中断,世传光武斩石人处。”(隆庆《赵州志》卷一《地里·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8-19页。)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837年3月18日),湖广总督林则徐赴任途中,在赵州“饭罢又行,十五里沙河店,又十五里王莽城,又十五里刘秀庙,庙内祀光武像,有碑题云:‘光武斩石人处’,其地即十五里铺也”。(《林则徐集·日记》丁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228页。)由此可见,至少在明朝嘉靖年间千秋亭已经改成十五里铺,历经清朝一直传到现在。虽然千秋亭改为了十五里铺,但是仍然有用千秋亭名者,如清乾隆人赵文哲撰《娵隅集》卷一有《赵州城南旧有千秋亭是汉光武即位处》,此书为乾隆己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镌刻。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王定柱“午过千秋亭,偕诸子入拜光武像,观石人,暮至柏乡南郭宿”。(王定柱撰《鸿泥五录》丁丑年八月十四日,《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册第93-94页)等。形成了旧地名千秋亭与十五里铺并用的局面。这种从千秋亭到十五里铺的名称演变,反映了汉朝的邮亭,后代的急递铺,制度、名称的演变,也说明无论是称千秋亭,还是叫十五里铺,都处于太行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

(2)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柏乡县知事刘乃晟撰《重修光武祠碑记》,记载了重修光武祠工程,民国三年三月十九日动工,到四月初七日竣工的情况。该碑现保存在柏乡县文物保护所。碑刻拓片、录文,载耿晓宁主编《河北柏乡历代碑铭拓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