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学院学报

参考文献

①中华书局于前几年陆续出版了“现代史学家文丛”,将童书业先生列为重要一家,出版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史》、《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童书业绘画史论集》、《童书业瓷器史论集》等。

②例如朵云第六十七集《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一书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影响美术史学发展人物作了评介,与童书业同时或略早的一些在列,如梁启超、陈寅恪、滕固、黄宾虹、傅抱石、俞剑华等,而童氏没有被提及。但是他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研究思路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③童书业的这种观点与同时期的滕固先生比较,似乎两人主观上各有侧重,滕固受德国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更注重作品自身风格的变化,但是在滕固的绘画史研究中,文献材料的使用较作品材料多。这种现象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如邓以蛰先生在1957年于滕固著《唐宋绘画史》校后语中说:“(滕固)在材料运用上尚有可议之处,例如:在实例缺少的今天来研究唐宋绘画史,文字的资料固然重要,但作者既要着眼于风格发展,那就应当多多注重实例;而实例并不是没有的,如敦煌壁画正包括有六朝、唐、宋的作品,而这些时代除宋以外大都以壁画为主;若讲时代、风格,这些作品恐怕最为地道。作者虽然也接触到,却未曾充分利用它们。”诚然,在滕固的研究中文献的使用确比其所标榜的作品风格材料多。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专题研究。

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童书业先生对新历史考证法有了更为深刻的个人体会,对史料的运用要少于前期,对此他说:“此类新式考证虽佳,然人尚不惯,一般人心里还多是以‘史料丰富’为标准,此则只能俟将来新史学家纠正矣。”从中不仅能见到童书业先生对此法运用后的心得,同时在方法上他也具备相当的发展观,这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也有继承之处。童书业先生对史学方法的思考,也反映出他对历史研究属性的见解,这与欧美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与文学性、叙述性的争论是否有相同之处,笔者认为也是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②这两篇文章都收录在《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下卷,《辨伪》一篇在393-404页,《新考》一篇在442-517页,中华书局,2008年。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笔者还需做些工作,从目前出版的一些论集收录看,时间、刊物并不统一,《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选《新考》于《齐鲁学刊》第二期,而《童书业绘画史论集》选《新考》于《齐鲁学报》1941年7月第2期,估计《齐鲁学报》即《齐鲁学刊》,但是1938年2月俞剑华先生为童文写了读后感,并附于童文之后,云:“拉杂写来,殊少精意,在童君大文之后,缀此蛇足……”发表于《东南日报.文史》第134期,可知1938年2月之前童文即已写成。而童氏在文中提到启功先生写于1939年的《山水画南北总说考》一文,使笔者目前无法确证童氏是否还有其他文章,俞氏之文所指应是另外一篇,待考。

①前文指在《鼎脔画报》上发表的一篇旧文,题目童氏已经忘记,依其记忆大致文意为:“画分南北二宗之说始自董其昌,今沿用之,从世袭也。”后来写于1935年的《辨伪》一文,修改了这篇文章的错误,认为“南北宗论”的作者是莫是龙,非董其昌。

②童氏在正文中没有提及日本关于南北宗研究的文章,但在注一中说:“据闻日人早已怀疑山水画分‘南北宗’之说,但所读日人书,未见精彩之说,仅某某数人略有数语批评王维创渲淡法之说耳,其实此说并无多可议之处也。”从目前国内掌握的日本“南北宗”研究看,《新考》一文写作之前,日本有泷精一的《论中国山水画的南北二宗》,1906年发表在《国华》杂志196号上,田中丰藏的《南画新论》,1912到1913年发表在《国华》杂志262号至281号。田中的文章对南北宗问题提出了一些疑点,可以认为日本当时已经对此问题开始进行研究,较国内早20余年,虽然在深度上稍逊于中国后来的研究者。40年代青木正儿也对此问题提出深入研究,其《南北画派论》,收于《中国文学艺术考》。

[1]童书业.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李维琨.美术史方法的差异与对象的差异[J].新美术,1989,(4):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