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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生成的整体维度来探讨汉文化建构的历史机制和发展模式,是当前汉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鲜见系统探索和不同观点的争鸣。汉文化的远承关系,要追溯到三代开创的农耕文化、宗法文化、礼制建构和道德精神模式;其近承关系,不仅表现为"汉承秦制",更表现为对东周各大文化圈传统的选择性继承。汉文化具有强大的除旧布新创造力,体现为制度的创新、思想文化的创新、社会风俗的更新、技术创新和物态文化创新。它是由七大文化圈基因的重组和更新而生成的,并不存在某种先验的汉文化范型。这个过程从建汉伊始,跨越了众多世代才完成新旧交替。所谓汉文化发源地的观点,不仅违背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文化生成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汉代文化的历史真实。
Abstract：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n Dynasty from the overall dimension of cultural generation is a weak link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research of Han Dynasty. There are few systematic explorations and contentions among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 long-term inheritance of Han cul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farming culture, patriarchal culture, etiquett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oral spiritual model; in the near-term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not only inherits system of the Qin Dynasty, but also shows selective inheritance of other cultural circles' traditions. Han culture has strong creativity in eliminating the old and inventing the new. It is generated by the recombin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genes of the seven major cultural circles, and there is no transcendental cultural paradigm of the Han Dynasty. The so-called view of the origin of Han culture not only violates the basic law of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ast dynasties, but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H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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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5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其“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二重论证法”,迄今史学界奉为圭臬。当代海内外时贤对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关系多有高论,笔者赞成杜正胜先生的广义历史学方法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是新史学的历史概念。新史学植基于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取得则是来自于二十世纪田野考古。田野考古者与狭义的史学家只有分工之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的则无异,而且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他们的学问就是广义的历史学……如果能从考古资料发现普遍意义的课题,推衍而成为普世性理论,这是才称得上中国学派吧。”见氏著《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俞伟超主编《考古、文明与历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110页,第145页。
(2)新时期以来,大陆学术界的代表性著述有熊铁基著《秦汉文化史》、冯天瑜著《中华文化史》秦汉章、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华文明史》秦汉卷、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龚书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等。专著和专题论文甚多,不予枚举。新时期考古学汉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代大中型墓葬、城市遗址、丝路交通、简牍资料等专题的发掘整理报告,如《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地下长安》等,以及大量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3)在新时期史学中,涉及到解读汉文化生成规律的开创性、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结束语中提出“主旋律与变调、中外文明的碰撞、挑战与进步”三大规律性总结;熊铁基先生的《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对秦汉以来文化发展轨迹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判断,即连续性中的波浪式发展、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和承传性中的老翻新。在考古学领域,俞伟超先生的经典论文《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就探索汉文化生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观点,为跨学科探索提供了学术指南。
(1)详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辅阶段性》,出自《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班彪列传》中有:“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后汉书》卷四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323页。
(1)详见俞伟超的《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出自《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但文中所列第三条,建筑用瓦的秦式卷云纹图案;第五条,秦文化中独有的茧形壶、蒜头壶、鍪、陶仓囷等模型明器,并指明为“随葬之俗”。将这两条现象列为继承秦制的表现,似有将习俗等同于制度的嫌疑。
(2)以郡县制为例,目前借助于秦简资料,对秦郡县级政区已能复原近千个县级区划,这些区划被西汉初期政区所继承。证明汉承秦制不光是郡县制的体制性继承,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秦县区划。这个历史侧面丰富了我们对汉承秦制的细部认知。
(3)《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南郡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文告。此时秦在南郡地方已统治半个世纪,但当地楚人势力还有很大的影响。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
(4)为避免重复,上文谈及的制度继承不再列出。
(5)详见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参见孟祥才等《齐鲁思想文化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参见高崇文《从楚文化看楚汉文脉关系》,出自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参见刘岱主编《制度篇:制度的宏规》,出自《中国文化新论》,联经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1)详见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页。沈文倬先生认为:“皇帝公卿不实行三年之丧,中下级官吏以至民间是实行三年之丧的。”陈戍国解释道:“文帝遗诏定约礼之制,在皇帝诸侯王列侯至公卿少数人中间实行,而中下级官吏及民间则一如先秦周制,实行三年之丧。”见前揭《秦汉礼制研究》,第153-154页。
(3)详见武玮的《黄河中下游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研究》,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
(4)汉初为豆形,由于神仙思想流行起来之后,人们将熏香之器与海上有神洲之说结合起来,将熏炉做成想象中的神仙仙山状,多为山峦重叠,异兽奔腾。详见俞伟超的《秦汉青铜器概论》,出自《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1)这里指风俗文化的第一层次。
(1)吕思勉道:“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汉。”出自《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但“汉族”一词,近代方出现。
(2)详见王健《汉唐中外文化交流断想》,载《中华文史论丛》2004年第73辑。
基本信息:
DOI：10.13573/j.cnki.sjzxyxb.2019.02.004
中图分类号:K871.41;K22
引用信息:
[1]王健.汉文化生成模式的若干问题[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9,21(02):22-31.DOI:10.13573/j.cnki.sjzxyxb.2019.02.004.
基金信息: